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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兆主义:阿Q精神新论

发布日期:2021-01-31 来源:欧洲文化电视台

鲁迅小说《阿Q正传》广为流传一世纪了,阿Q的精神是什么?鲁迅说是“精神上的胜利法,后世的论者也都以此解说阿Q,百年来没有变化。而今审视之,其一:“精神胜利法”作为“国民劣根性”的重大特色,自鲁迅及后论者都不曾触及它的历史渊源,就无法追根究底。其二:阿Q精神的内质不是“胜利法”,“精神胜利法”仅仅是内质的外在表现。所以,需要重新考查“阿Q精神”。

现今的“农民工”是离开农村进城为新兴“工业”打工的农民,他们广有前途。对比百年前的清未民初,老式“农耕”已经没有什么前途了,而阿Q却是为没前途“农耕”打工的农民工,就不能不是等而下之。他在乡间流浪,无地、无家(房),拥有的生活资料等于零。他能展示个人存在的,自然只剩下“精神”。阿Q一生挣扎、反抗,反复证明自我价值,只能在精神层面。未庄社会评价阿Q,也只看其精神风貌。所以,阿Q就是“精神”。但他的自我价值肯定欠缺物质生活基础,就得不到社会认同而收缩为自我安慰。当这种自我安慰仍然得不到未庄社会的认可,它就极端化为“精神胜利”,以求突破、获取承认。精神层面是虚的、表面的;而物质层面是实在的。阿Q既无缘于物质层面,他的自我安慰只能是搞虚的、搞表面的、搞假的。通过下文分析可知,这是标准的东方文化“重兆主义”。

什么叫“重兆主义”?就是殷商朝以占卜治国,商王用隆重的祭祀典礼亲自占卜得“兆”,依兆处理王室内务、国政、征战、祈雨等。兆是天意、是神示、是注定之“命”!兆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认从兆象、重视兆象,做到唯兆是从,成为当时神权社会的普遍现实;它逐渐演变成一种民众心理,风俗习惯,传承于世,绵延不断。而兆象本身就是虚的、表面的、与事物的实质不相关的,它可以随心认取与唯心编造。阿Q就是靠自我“做兆”维持其特异的精神生活。

“阿Q精神”就是重兆主义(新论),这就是它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实质。

当时,整个社会的重兆主义文化背景如何?先看《阿Q正传》中最大历史事件:辛亥革命。由于满清朝是异族等级制社会,辛亥革命就应当解决“异族”与“等级制”两大问题,这才是革命的实质。但是辛亥革命在江浙地区变成做表面、玩花样、弄虚假,也就是搞重兆主义:做“兆”。如江苏的“革命”就是满清巡抚大人叫差役把衙门大堂的前沿瓦片用竹竿挑几片掉下地,兆示着“革命”已经完成了。江苏是文化很高的省份,如此革命,岂有此理!拿革命过家家?它解决了两大实质性问题的哪一个?鲁迅精确地描写这种“做兆式”“革命”:革命未至“兆”先到,山雨欲来风满楼。满城传说“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的“革命党”要来了,城里的“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逃难了”,“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正在激活阿Q潜在的造反欲。可是“革命”的真相却是雷声(兆)大、雨点小。在未庄,除了尼姑庵那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被打碎以外,一切照旧。“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把官名改一下,就“革”过了。未庄的革命竟然“革”到尼姑庵去!反动派赵秀才“咸与维新”,与假洋鬼子“相约去革命”,到尼姑庵打了老尼姑,劫走尼姑庵的古董宣德炉。这种家伙的社会地位、文化思想根本没触动,也“配”称“革命”?但他们毕竟加入“柿油党”,胸佩“银桃子”,以兆示自已革命党人的身份,别人不能“革”他们。阿Q王胡小D等最下等人也都盘起辨子做“民国国民”之美梦兆。他们的赤贫的现状地变了吗?脑子里的等级制旧观念变了吗?都没变!辛亥革命标榜“民生、民主、民权”在未庄连影子也见不到。旧世界回避革命很巧妙、很彻底,因为它精于玩花样做兆!整个社会的重兆主义文化背景如此强大!

《阿Q正传》的重点是第八章:《不准革命》。阿Q要参加假洋鬼子的“革命”,被“滚出去”!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辛亥革命在未庄既然是做兆运动,那么“不准革命”就是“不准做兆”!这对于以做虚兆为全部精神生活的重兆主义者阿Q是“开除人藉”式的打击。这就是阿Q悲剧命运的终极悲剧!革命的“兆”风才刮起,阿Q就在脑子里大做疯“兆”,已经做到自已“想要什么就是什么”,老子天下第一了。他永远不明白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旧农村,贫困农民本身就是剩余劳力出卖者。阿Q这样流浪的纯打工谋生者,必然是多余人口。这就是说:农村完全可以否定阿Q,生产劳动不靠他,文化活动没他份,故不许阿Q参加现实的“做兆革命”,阿Q的人生价值原本就等于零!阿Q只好靠脑中幻“兆”度日,离开做兆,他是行尸走肉。他要幻兆化实、把私兆推向社会,立刻撞上铁门,头破血流。那么平时,阿Q如何以做兆求其精神存在的?

小说开篇,阿Q争取姓赵,卿本无事,唯兆生非。重兆主义使他忘乎所以,声称“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注意这个“细细的”,等于宣布阿Q与赵太爷平起平坐,品着香茶查族谱。赵家岂能容忍?他们才是重量级的重兆主义者,他家的尊兆(赵姓)不容指染,于是奋起巴掌刮了阿Q脸:“你哪里配姓赵!”阿Q落荒而逃,从此不敢姓赵、且不再有姓氏。其间的要害在一个“配”字,这是商周奴隶制等级制的文化思想要害:“名份”。阿Q的社会等级是雇农,太低,没“份”,自然没“名”。名与份原相配,什么锅配什么盖。阿Q穷光蛋,不“配”有姓。这次做“身份兆”出师未捷,说明什么?他永远不明白。如同明明被人打了,他用“算是被儿子打了”安慰自己,从不分析为何被打、怎样反击。阿Q活在世上,却是个脱离现实的做兆人。

Q还以做阔“祖宗兆”证明他的人生价值是正数。好比旧书生帽沿总贴玉片,以兆示“君子如玉”。阿Q著名的口头禅是“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以虚构的祖上风光死撑脸面,用这种“阔祖宗兆”对内自我安慰,对外欺骗王胡小D之辈。阿Q就这样通过重兆主义的“做兆法”取得精神胜利。他在等级制社会“爬”上去些,可以居高临下斥他俩:“你算什么东西!”阿Q一贫如洗,穷途末路,只好靠做兆,在虚幻的精神世界天马行空,无遮无碍。他这“阔祖宗兆”做“胜利”了,毕竟谁也无法证实其祖宗真阔与否。但是阿Q祖宗再“阔”也不顶用,他还是住土谷祠、吃了上顿没下顿。毕竟做兆不是做饭。“精神”不能充饥。

Q穷得叮当响。赵太爷做好大的门面展示他家现实的富贵,可怜阿Q想都不敢想。他的基本生存招式是在心里脑里做“吉祥兆”死撑自己,做别人的“恶兆”否定人家。阿Q看不顺眼城里人,他们把长凳叫“条凳”,“这是错的”;把半寸长的葱叶改为葱丝,“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乡下人如何?“所有未庄的居民”都不在阿Q的“眼神”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见过城里的煎鱼!”那么,天底下除了城里就是乡下,“Q哥”你到底算乡下人还是城里人?阿Q并不管这些,他有“噁兆”就够了:城里人的“条凳”和葱丝兆示他们无知、谬误;乡下人没见过煎鱼,也兆示无知、谬误。只有“老Q”既晓得“长凳”与半寸长葱叶、又见过煎鱼,于是他在精神上超越了城里人与乡下人,自我感觉中爬上社会的尖顶,全知全能了。可是现实很无情,他真正爬上社会尖顶却是被枪毙前押在刑车上游街示众,人人企盼阿Q临死前唱一段戏。在小说中,唱戏正是他做兆的常用手段。他的人生价值就是供人讥笑。用做兆否定现实,只能被现实否定!

重兆生存的表现还在于阿Q痛恨不利于自己的一切“霉兆”。如同唐.吉诃德大战风车,阿Q跟这类兆象战斗不息。阿Q没有老婆,却对“男女之大防”“历来非常严”,积极维护男尊女卑的等级秩序。他越维护越没老婆,哪个女人拥护男尊女卑?“他的学说是”“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霉化了社会风气。阿Q没有实力惩禁,只能“怒目而视”、“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做“反对兆”。阿Q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不准他人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扩而广之,“光”、“亮”也讳了,连“灯”、“烛”都讳了。百行兆为先,阿Q必先驱逐霉兆。为此,他与人对立、打架。大家都明白他重兆至上,就故意“做霉兆”挑逗阿Q,激怒他,打败他,把他按“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再逼他承认这是“老子打儿子!”重兆的阿Q终于作贱了自己。他不明白重兆主义社会氛围里,做兆也是按等级的。“灯”啦“烛”啦可以用来影射阿Q,你Q哥微末之人,“配”禁别人?阿Q不允许霉兆降低了幻觉中的“人上人”的级别,起码,他得维护比小D高一级的社会地位。革命来了他盘起辨子,却不准小D也盘起辨子。“不准他这样做”!这不知有何“法理”依据?原来阿Q要“惩罚他忘了生辰八字”, 即小D天生的命中注定的低阿Q等级。等级制思想是阿Q精神的核心与支柱,是“精神胜利法”的前提。

Q对“正兆”更是高标准、严要求。鲁迅写道:“阿Q本来也是正人”。正兆,即“正人”形象兆,阿Q要比别人做得大、做得快、做得响。“兆”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比如身上的虱子,阿Q不允许它比王胡身上的数量少且品质差,捉了放进嘴里咬不响。人家王胡咬得“毕毕剥剥响”,“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啊”!为了虱子,阿Q又挑战,被王胡按在墙上碰了五个响头!他大叫“君子动口不动手”,挨揍还要高调做正兆!“君子动口”咬虱子,成何体统?阿Q就这样拿皮肉受苦,维护做兆生存。他低声骂假洋鬼子“秃儿。驴…”,结果他又挨了揍。其实,阿Q享受到“胜利”的喜悦,倒是做实际。他摸了小尼姑的头,扭了她的脸颊,引来未庄酒徒一片欢呼。这种“胜利”是他做流氓换来的,小尼姑咒他是“断子绝孙的阿Q”!这恶兆使他去找吴妈,吴妈是“小孤孀”、女佣,社会等级为零。阿Q生活在自己造出来的“兆世界”里,不知现实世界如何。他找吴妈“睏觉”,闹成《恋爱的悲剧》,赔偿的结果,只剩下短裤。这诱发了《生计问题》,阿Q溜进尼姑庵偷萝卜,黑狗冲过来咬他。狗都能驱逐他,阿Q做正兆失败,从未庄消失了。

待到阿Q重返未庄,就象留洋镀金,身份由负数提高到正数。阿Q进城盗窃并回来销赃,太太小姐选购了他偷来的纱衫绸裤,阿Q“发了”。穷哥们围着他听讲城里的新闻,阿Q掌握了文化传播的主导权。他“唾沫”四溅,说“杀革命党”,“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颈杀窝上直劈下去道:嚓!”宿敌王胡被吓得“瘟头瘟脑许多日”。阿Q获得未庄社会的“新敬畏”,靠得是银毫铜钱不是做兆。可惜赃物销尽,新闻旧了,阿Q又变回穷光蛋,重新开始做兆度日。这段日子,阿Q享受物质的胜利,如“现钱”打酒等,并非“精神胜利”。他难得有不靠做兆度日的时光,那就做贼销赃!

重兆主义者对表层现象有天生的敏感,这是殷商占卜文化的基因决定的。辛亥革命的风声才传来,阿Q就开始大做其兆,兆示他要咸鱼翻身游回大海,身份从“阿Q”变成“Q哥”甚至“老Q”,人上人啦。他拥有“元宝、洋钱、洋纱衫”,皆非劳动致富;还有“秀才娘子一张宁式床”,自己懒得动手,“叫小D去搬”!革命变成抢劫。他兆见自己革命成功,首要之事,开始选妃。洪秀全造反没几天就选了81个“王娘”,他选得,阿Q选不得?阿Q想“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首先排除;“邹七嫂的女儿”太小,“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不是好东西”,出局;“秀才的老婆是眼泡上有疤的”,淘汰;吴妈“可惜脚太大”,备选。选来选去,选到别人的老婆,完全成了夺人妻的Q匪了。如果说阿Q乘革命大潮求解放尚可上街张扬,那么大做“革命”劫财夺妻之兆只能躲在土谷祠阴暗角落、做到口水直淌。这次大做狂兆直接送了阿Q的命,当他被当作抢劫犯“过堂”受审时,竞然把兆文呈上:什么“我本来”“要投”“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这被当作呈堂供词,断为劫匪,无论是旧政府或新政府,都要把阿Q送上断头台。阿Q的死,是重兆主义的直接结果。

小说《阿Q正传》揭示了殷商占卜文化的危害,及重兆主义自身的没落与衰亡。这不是“精神胜利法”所能包函的,甚至可以说“精神胜利”无关宏旨。鲁迅虽然没有点名重兆主义,但他却精确地描写了重兆主义,这个伟大之处,尚未有人涉及。鲁迅为什么要写阿Q画押画不成一个圆?这种创作方法本身就是“谶兆之法”,它以“不圆”兆示阿Q一生的悲剧,阿Q无论从哪方面讲,不圆满、残缺都是他的面貌与特征。当然,“不圆”也讽刺了官府糊涂官了结糊涂案的“大团圆”结局。

这就是阿Q独特的悲剧。传统的评论认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统治阶级盛行“精神胜利法”,它传染给阿Q。这种说法缺乏逻辑关联,没有必然性。重兆主义诞生于三千多年前,它在以往时代都普遍存在,与这两个“半”没必然联系。再说“统治阶级”又从何得来“精神胜利法”?阿Q做脑中虚兆、支撑自己的生存意识,被现代网民以“意淫”两字概括,以此表述阿Q“自我欺骗、自我陶醉、自我解嘲、自我安慰、自我扩张”,这倒是很传神的,但欠理论概括。极端贫困的阿Q做极端虚幻的兆,这是重兆主义的极端化表现。凡物极端处,便是露底时。阿Q以其“极端重兆主义者”的世纪负面形象,永载文学史册,把什么是重兆主义展示给人们。我们永远感谢鲁迅先生,他揭示重兆主义文化灾难,为东方民族的文明进步作出划时代的贡献。大家可以看到,如今身边善于做兆自慰的人很少了,谁都怕被人说成“阿Q”。若论“精神胜利法”,既不会彻底消失、也不必彻底消失,毕竞它不是罪恶。有一点精神胜利法帮助心理解脱不值的大惊小怪。精神胜利法承载不起作为国民劣根性的典型形象阿Q的负面影响,该揭示批判的应当是传统的重兆主义。

鲁迅在逝世前不久还说:“《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实际上,根本没有。鲁迅自己给阿Q精神定性为“精神胜利法”,同时代文人不能超越,就不能企盼读者理解阿Q。鲁迅对自己“精神胜利法”的定调是不满意的。我们当然不能苛求鲁迅,因为当时甲骨文刚发现十余年,连文字尚未系统破译,哪里谈得上对殷商占卜文化的理解?而今有出土的十几万片甲骨为证,殷商朝以占卜治国,谁也无法否定。由此提出“重兆主义”并以它解释阿Q精神,可供探索,还可以为《阿Q正传》的创作方法解困。遗憾的是,它属于占卜文化。

重兆主义是东方文化的“本土货”,土到洋人闻所未闻,才具有纯正的东方“占卜文化”特色(西方是“巫咒文化)。东方人有阿Q,西方出不了“阿贵”。我们先前,比他们“阔”多啦!(郑宜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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